要加大对世界科技前沿、具有前瞻性、引领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，加快推进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，加强新技术产品的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，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竞争环境，建立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。
由此能否引出不应该发展金融和数字经济的结论？显然不能。打一个不大贴切的比喻，与实体经济相比较，互联网相当于通道，5G技术是其中的高铁，大数据是原材料，云平台相当于仓储，而人工智能则是机器设备。
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，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，结合现阶段实际，需要关注并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。这场变革也会带来经济学上称为创造性破坏的冲击，短期内部分领域和人群处在不利位置，比如上面提到的中小商铺乃至大商场受到电商平台的影响。加快发展数字经济，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、日趋重要的关键一环。数字经济有很强的普惠性，对缩小收入差距、推动共同富裕发挥了巨大作用。数字技术通过提高信息密度、信息连接、算法优化等，并作用于实体经济，显著改进了资源配置利用效率。
另一方面，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带来的是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，增加消费者的选择和福利，是以往所没有的就业、创业和发展机会。这样，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实体经济，一种是传统的竞争力下降、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，另一种是数字化赋能、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实体经济。展望未来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高度契合。
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财富积累仍然是促进未来发展的重要前提。我国的收入再分配力度要小于OECD国家。2）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创造了增长奇迹，社会财富（社会各部门净财富的加总）积累大幅提速，甚至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速。3）进入2000年以来，随着全球化加速演进，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，居民财富积累加快，分化也在加剧。
该书有关财富分配的核心观点是什么？ 张晓晶：从财富收入比来看（这是《21世纪资本论》的作者皮凯蒂用于衡量不平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，财富收入比越高意味着越不平等），以华娄地区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财富收入比大致在3左右（2.91-3.21），与同时期的美国和瑞典相仿，而远低于同时期（及更早）的英、法、荷等西北欧国家。最近的一项研究补充了富豪榜数据部分缺失的高收入人群，所得财产基尼系数进一步提高，达到0.8左右。
中间80%的中等家庭占有44.07%的财富，户均约为180两。四是政府再分配政策对于收入差距的调节能力需要提高。强制储蓄下的高积累会加快财富形成，但由此形成的财富主要是政府财富，并不是居民财富。因此，需要通过各类制度与政策安排，包括税收、规制、反不正当竞争以及倡导慈善公益等举措，避免财富积累过程中的过度分化。
Q：当前中国在财富分配方面又有什么特点呢？ 张晓晶：在财富分配方面，我想有以下几个特点： 1）改革开放之前，尽管在政府与居民之间，财富分配主要是向政府倾斜，居民财富积累较少，但居民内部是相对平等的，没有出现较严重的分化。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。城镇居民共有财富1500余万两，户均约320两，城乡差距并不大。分配差距扩大不仅制约了居民消费潜力的提升，也易造成利益冲突和社会内耗，甚至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累进税制、房地产税、遗产税等都需要在结合国情、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有序推进。聚焦发展，财富积累与分配不可偏废 Q：二十大报告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，规范财富积累机制，对此表述您如何理解？ 张晓晶：审视当下，中国的收入与财富分配状况不容乐观。
规范收入分配秩序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。因此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，成为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，要将其置于中央政策议程中更加重要的位置。
于是，政府动员资源、强制储蓄、提高积累率、加快资本形成，就成为建国之初及后来较长一段时期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。可见当时长三角地区尽管城市化率相比以往有所提升，但城乡之间发展仍较为协调。同时，地方政府直接掌控的资产额仅占社会总财富的3.13%。瑞士信贷《全球财富报告2021》显示：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.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.711，随后有所缓和，逐渐降至2019年的0.697，但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再度升至0.704。华娄社会中前10%的富裕家庭共占有居民部门53.55%的财富，户均约为1740两。从具体的财富分配来看： 1）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。
这个可持续体现在两个方面：首先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对于财产的保护是可持续财富积累的前提。财富（资本）的积累扩张是其本性，任其无限积累，最终会走向反面（比如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），这就是不可持续。
其中，20世纪90年代的人均居民财富增速最快。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对比（同时期欧洲前10%的富裕阶层平均占有私人财富的80%以上），可以发现当时长三角社会的贫富分化情况并不严重。
而后10%的贫困家庭则只占有2.39%的财富，户均约78两。富裕家庭的平均财富约是中等家庭的10倍、贫困家庭的20余倍。
二是地区差距仍然较大，这涉及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政府税收、社保、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的力度与精准度。1978年，中国居民人均财富尚不足400元，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，人均财富跨过了4000元，1995年突破1万元大关，2009年突破了10万元，2019年人均居民财富达到36.6万元。而且，由于农村改革率先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，改革之初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，城乡差距有所缩小。作者张晓晶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，本文转载自财联社。
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在0.466左右，而财富分配基尼系数要高得多。1820年代居民部门资产占比94.23%，而公共部门占比仅为5.77%，居民部门占据财富分配绝对的主导地位。
Q：通过您的观察，当前中国在财富积累方面有什么特点？ 张晓晶：我认为目前中国财富积累方面有如下特点： 1）改革开放前的高储蓄、高积累促进了较快的财富形成，但主要体现在政府财富积累，居民部门的财富增长是微乎其微的。2）改革开放之后，全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，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居民的财富积累速度都非常快。
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（特别是土地收益）需要得到更有效的保障。中国顶端10%人群的财富拥有量占居民财富总量的比重，由2000年的到不到0.478上升到2011年的0.667，在最近10年趋于基本稳定。
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角度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。这表明华娄社会是典型的小政府或有限政府。三是把握好再分配政策与激励政策的相容和平衡。这一结果意味着，长三角的财富积累水平并不高，社会分配也相对公平。
过强的再分配政策可能成为反向激励，抑制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和活力，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可能会压抑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，这是需要努力避免的。OECD国家经过税收和转移性支付后，基尼系数降幅会高达35.3%，而我国再分配政策使得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仅缩小10%左右。
随着市场化的推进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，居民部门的财富积累速度超过了政府部门的积累，分配上开始逐步向居民部门倾斜。从人均居民财富的增长来看，1978—198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9.8%，1990—199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5.7%，2000—200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8.9%，2010—201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.3%。
发展始终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。其中，居民部门财富为512.6万亿元，人均居民财富达到36.6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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